图片5.png· 巴金萧珊之恋 (节选)
·        …… 
     我请巴老讲讲初识萧珊的情况。 
     巴老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们是1936年第一次见面的。那时,萧珊写信给我,说有些事情要找我谈一谈,约我到新雅饭店见面。怕我不认识,会闹出笑话,便在信里附了张照片给我……” 那天上午,巴金先到了“新雅”,他在二楼选了间对着楼梯口的厢房,叫了茶,过了一会儿,照片上的那个有着一双明亮大眼,梳着童花头的女学生出现了。她一眼认出了巴金,快活地笑着,好像见到了熟人似地走了过去:“李先生,你好早啊!” 
      …… 
     萧珊是有些与众不同,她的信坦率、热情、真诚。“新雅”见面以后,她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到的勇气,”她还表示,“很愿意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我们会了解的。” 
     …… 


· 鲁迅、梅川与小峰 (节选)·        …… 
     再看将近半年后的一则日记: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上午同方仁往别发洋行买《Rubajyat》一本,五元。往北新书店交小峰信并稿。在新雅茶室饮茗,吃面。…… 
       这里写了同,梅川一起到别发洋行买书,未写是否一同到北新。但一般情况下,鲁迅与梅川是不会分手的。查此前三月十三的日记,有:“午后同方仁、广平往司徒乔寓观其所作画讫,又同至新亚茶室饮茗。”稍后的四月十四日,又有:“午前同方仁往书店浏览,午在五芳斋吃面。午后往内山书店……”等等。可见,这段时间,鲁迅常带着梅川各处跑,自然会结识不少文化人。而他们对饮茶和吃面似乎也有共同兴趣。当时的别发洋行在现今上海的江西路与南京路交界处,北新在相距不远的福州路上,由福州路再穿出来,大约就回到了四川路上,而新雅茶室就在四川与虬江路的交界处。虽然鲁迅所写的是“新亚”而非“新雅”,但事实上那时上海还只有“新雅”而没有“新亚”,后来也开在四川路上的“新亚旅馆”或曰“新亚大酒店”,是到了三十年代才开张的。(亚、雅二字,同音通假,这在文人笔下是常有的事。)新雅茶室在1928年时正是文人雅集之所,当时已十分出名。他们这样的行走路线,应当说是很顺的。那么,仍从梅川和北新关系最不密切的方面去考虑,到二十八日这天,他与小峰就该见面了,前面已有通信(至少是转信)的事,这天当然少不得还有一番介绍和寒喧。虽说这都可能是极其浮面的交往,但要说“他和北新的人一个不认识”,就不免有点强调过甚。 





· 老新雅东厅素描     “早晨,张先生。”
     “早晨。”
     老新雅的门是开了,侍者们却还在抹着桌子,擦着烟灰盘。正在有的侍者已做好了他的一份,而是穿上那白衣的时候,他看到第一个茶客张先生来了,便那样向他迎候着。
     它的早茶是从七点钟开始。去那里喝早茶的,除了一班老客人以外,有在什么地方消磨了他的全夜而面现倦容的人。从维纳斯来的就有一些,比如。像这样地去老新雅的人大都不会是天天去的客人。而天天去而不是早上去的客人也会偶然那样地在早山去有次,去尝一碟在平时只在点心牌上看得到而吃不到的什么晨早特点。
     而下午茶是从四点到七点,而在四点与六点之间是它的最高点。在别的像新雅一样性质的广东酒楼,有依在广东的习惯的广东客人一过四点就去吃晚饭的,可是在新雅就很少有那种情形。似呼在依那样的习惯吃晚饭的人都不大到新雅去;即使有吃比较早晚饭的客人,也至早总已在六点以后。而且那样的客人是去里边,或者三楼的多,因此东厅,在那个时间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茶室。
    东厅是一间一些隔离都没有的,可是不十分宽大的厅堂。因为是一些隔离都没有的,客人与客人都可彼此望得到,而隐隐感到了一种关切,虽然他们很少有在彼此招呼的。也因为是一些隔离都没有的,有的有小姐在一起的客人总觉得东厅不是适于他们所坐的,一上楼就不迟疑地向里边钻,或者再向楼上穿。
     在东厅的似乎都是有“个性”的客人。被称做大生伯的那位老先生,已有六七十岁,而他的固执性也像他的年岁一样大。他有他的中意的座位;要是在他到的时候,那座位并不空,他便坐在别的桌子上等着;只要那座位的客人一走,他便搬了去。
     “ 办法,坐惯了。”他一边蹒跚地走去,一边笑着自解地说。 最爱同人讲话的是陈先生,他总能找得一位同他讲话的对手。陈先生还有些特殊的地方是:他的两个孩子散了课总会来伴着他。
     看来苏州人是爱群的,有一起苏州人要末一个也不来,要来就是团团的一桌。他们在彼此间有着讲不完的话在讲。
     穿布衣,布鞋,而天一有雨意就带着橡皮鞋和黑布伞的是傅彦长。他有的时候一个人闭了眼睛坐着,仿佛入了定似地;有的时候却又总有一两个别的人在一起。像这样地在他的桌子上出现的有李青崖,有俞寄凡,有从杭州来的叶秋原,从常熟来的钱九威。李宝全和周大融也常在同他谈谈公人的要事和私人的琐事。
     在作品中那主人公总是在给女性包围住的“新路”和“女性群像”的作者崔万秋自己却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仿佛在感到自己没有女性在一起的苦闷似地,他也不很有兴致去伺候他的朋友们的女友。要是在西欧,或者就是在日本,像他那样地写着女性的作者,一定会像他笔下的英雄般给女性包围住的,他会觉得。可是这是在中国。他只有那样命定地坐在他的寂寞中。虽然有时犁然同他一起来,可是他也似乎并不怎样同他多讲话。
     黑婴尽在那里写文章,仿佛他的文思是一个不竭的泉源似地。时常有这个编辑或者那个编辑到这里来看他,而就地从他拿了他所答应了的稿子。
     “铁观音好——很浓。”在有机会的时候,张资平会一边斟着他的铁观音,一边向人这样推荐。
     老坐在东厅的最东一张桌子的东边一张椅子上的是林微音。仿佛声音已离去了他的声带似地,他几乎总是从初到终地一句话都不说。临走,他只把他所要付的钱留在他的桌子上,因此有的人会以为他没有付了帐的。在以前还偶而会有芳信和朱维基坐在他一起,而现在他们两个人似乎已好久没有来了。
     “来一碟马拉糕。”邵洵美一边虽然在拿着点心牌子,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点心,一边却已把他所要吃的说了出来。
     有些像那桌苏州人一样,叶灵风,刘呐鸥,高明,杜衡,施蜇存,穆时英,韩侍珩等有的时候简直好久不来,有的时候就好几个人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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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作家与“新雅”·      今年是现代作家郁达夫诞辰一百周年,为此一连看了好几部以郁达夫与王映霞爱情经历为题材的传记文学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郁、王初次订交的地点定在南京路“新雅”。说郁达夫在早年留日同窗孙百钢家偶遇王映霞,当即产生好感,坚邀孙氏夫妇与第一次见面的王映霞同赴南京路“新雅”用餐,并从此开始了对王映霞的热烈追求,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查郁达夫《日记九种》:郁初识王映霞,时在1927年1月14日;而“新雅”尽管早在1926年就已开设在北四川路,却直到1932年才迁到南京路。郁、王初次订交的地点如果坐实在南京路,那么必不在“新雅”;如果坐实在“新雅”,那麽则应该在北四川路。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舛误,恐怕和“新雅”当时与现代作家间的密切关系有关吧。
    开设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的“新雅”,堪称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尽管它的规模并不大,只是一间单开间两层楼的广东茶室,蛋由于它闹中取静,加上店主南洋归侨蔡建卿在经营上吸收了欧美咖啡馆的某些做法,不仅供应清茶和广东点心,还兼营咖啡、可可、汽水和西点蛋糕,尤其是装潢格调的高雅和餐具消毒的可靠,更是吸引了现代作家中不少爱坐茶室、咖啡馆的年轻人,如戴望舒、叶灵风、邵洵美、刘呐鸥、朱维基、张若谷、林微音、黄震遐、傅彦长等。当时只要座中有邵洵美,那么所有的茶点费甚至中午便餐等,就统统由邵洵美包办付帐。由于不少现代作家经常在文章中、乃至在日记、书信里提到“新雅”,这家广东餐馆便一天天名声大噪起来。连《鲁迅日记》中也记载了他曾应当时任大江书铺总编辑的陈望道之招,到北四川路“新雅”区赴宴的情况。 
     据说第一位发现“新雅”并在作家圈内广为揄扬的是林微音。这位海派男作家,与京派女作家林徽音仅一字之差,且字形又十分相似,以致于“不敢掠人之美”的京华才女不得不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林徽因”,以免鲁鱼亥豕之误。 
     据现今还健在的现代著名作家施蜇存回忆:林微音的举止有些“怪气”:“夏天,他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象穿西装一样。有时钮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静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话还得回到文章的开头,尽管郁达夫、王映霞未必在北四川路“新雅”约会,但一本记述现代诗人戴望舒爱情与文学生涯的传记文学作品,在写到戴望舒与穆时英的胞妹双双陷入爱河时,曾多次把北四川路“新雅”作为两人约会晤面的地点。这恐怕是可信的,因为穆丽娟现在还健在,而这本传记的作者在写作中曾采访过穆丽娟。
       · 话题围绕着新雅酒店·      说起来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一次,已故的吴云溥约我在新雅酒店吃早茶,同座都是《上海滩》同人,蒋文杰好像也在。漫无边际的闲聊中,吴云溥忽然提到,他听谁说过,三十年代陈望道办《太白》半月刊之初,曾邀请鲁迅商量,就在这家新雅酒店。 
     我当时未置可否,心里却想,大概那时的新雅酒店还设在虹口,陈望道请鲁迅到新雅是可能的。回来,想查查此说是否确定,翻了一下《鲁迅日记》,果然找到1934年9月4日的日记中有一条:“晚望道招钦于东亚酒店……同席十一人。”原来是东亚,不是新雅。吴云溥,或那位告诉吴云溥此事的人记错了。 
     但鲁迅确曾有几次到过新雅酒店进餐。1933年12月8日,当时《申报。馆的俞颂华请客,这天的日记记有一笔。但我搞不清楚那时的新雅是在虹口呢,还是在如今的南京路。 
     但鲁迅在逝世的前一年的确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为海婴过生日。1934年9月27日的日记记道:“海婴生日也,下午同广平携至大光明大戏院观《十字军东征记》,次至新雅夜饭。”从南京西路看了电影出来,到新雅酒店晚餐,只有一箭之遥,方便得很。 
     那次吴云溥说到陈望道,我倒确实在新雅酒店遇到过陈晚道。那是1952年,这天上海高校教师在福州路天蟾舞台听陈毅市长的报告,散场后,我同震旦大学的一个同事到新雅午餐,正好碰上陈望道和夫人蔡葵也在新雅吃饭。蔡葵女士是当时震旦外文系主任,我本来不认识陈先生,经她介绍才相识的。 
     顺便谈谈我和新雅的另一次因缘。1958年9月,我和当年《西风》杂志的主持人黄嘉音有一次奇怪的约会,正在新雅酒店。 
       黄嘉音和我都是右派分子,但我不认识他。当时号召到宁夏边疆参加建设,说白了是谴发去改造。名单当然是内定的,我很识相地报了名。一天,黄嘉音忽然通过李小峰(或孔另境)转告,要约我一谈。素不相识,我想不通其约谈的原因。心想一定是乃兄黄嘉德有什么话要转告,嘉德原是圣约翰大学的文学院长,我们在解放初共同参加过四五个月的学习,那年的夏天我到过青岛,嘉德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派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我去青岛时也曾会晤。除了这个关系,黄嘉音和我浑身不答界,绝无约见之理。当时右派之间打交道是有顾忌的,他约我到新雅酒店一见。 
       我是大会上批评过的,出版系绝无人不识,但我却不认识他。是他在新雅门口等我,自报家门的。原来并非乃兄黄嘉德有什么话带给我,而是他也要去宁夏,见面的目的是,询问我全家西迁,家具之类应该怎么带法? 
     这事我出不了主意,我从抗战起东飘西流,解放前夕才定居上海,什物有限,他在上海已定居几十年,我怎么能同他比?我说:您还是自己定夺,或去请示领导吧! 
     他带了两大卡车东西去,一架斯特劳斯牌的三角大钢琴,也听领导的话带了去充实那边的文化。当天他还特别问我钢琴该不该带,说明他是犹豫的。后来,正是这架钢琴害了他。到那里后,他被派在六盘山区的固原地区教小学,学生常到他家去。那边的孩子多咱见过这样的玩艺?于是一个衙内式的学生,当地最高官的儿子乱敲乱打琴键。在那边,是坏了也没处修的,黄嘉音于是喝阻,这小皇帝就回家哭诉,说老师欺侮他了。你想后果会如何?黄嘉音被下放到乡间,去“充实”边疆文化的钢琴就不再属于他。此后,在“文革”惨死,自杀他杀不明。当然这是后话。 
     1980年我在济南山东大学又遇到了乃兄黄嘉德,告诉他1958年嘉音和我在新雅酒店的会晤,嘉德说:你该劝阻他不要带钢琴去的。可是,我不是未卜先知,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 
       因此,每次到新雅,我就会想起和黄嘉音的那次会见。吴云溥在新雅请客那回,我也提起了此事,为此欷嘘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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