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1月

中央军委原委员房峰辉和张阳被开除党籍

原标题:中共中央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党籍处分 将房峰辉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审查。

经查,房峰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和军委十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

房峰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和军队形象,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党籍处分。军事检察机关对房峰辉案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房峰辉开除军籍处分,取消其上将军衔。

另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阳党籍 依纪依法追缴涉案财物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审查。

经查,张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张阳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品行低劣,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最终以自杀方式企图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严重损害党和军队事业,严重玷污军队政治工作和领导干部形象,经中央军委研究并报党中央批准,决定开除张阳党籍,依纪依法追缴涉案财物。

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开除张阳军籍,取消其上将军衔。(完)

14 11月

江苏广电回应2017年“女主播600万生日灯光秀”:内容不实

原标题:江苏广电回应2017年“女主播600万生日灯光秀”:内容不实|沸点

新京报快讯(记者潘闻博)针对“2017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女主持人邓煌600万生日灯光秀”一事,今日(10月20日),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回应称,网传“办600万灯光秀、动用军用直升机航拍、举办豪华生日宴会”等均不属实,“邓煌与南京某领导有不正当关系、该领导出资为其筹办灯光秀庆生”系谣言。邓煌未经单位审批参与商业活动,已被批评教育。

2017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女主持人邓煌被指在南京新街口办“生日灯光秀”花费600万,并动用军用直升机航拍、在金陵饭店豪华包间组织生日聚会。今年7月27日,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官微通报称,4名钱宝网非法集资参与人因编造散布“600万灯光秀庆生”、“领导官商勾结、包养情妇”谣言,被南京警方依法处理。

今日 (10月20日)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微博回应称,邓煌应某商业公司之邀,于2017年7月28日晚参与一商业品牌广告活动,广告播放内容为“商业品牌广告、公益广告和个人生日祝贺”,播放地点及形式为南京新街口地区的南京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贸大厦三幢大楼的灯光广告。广告费用共10万元,网传“600万灯光秀”不实。

回应称,播放灯光广告期间,该商业公司使用其合作方的无人机,在新街口上空拍摄有关视频、照片,以扩大宣传效果。经了解,该拍摄活动未向空管部门报批,有关方面已作出处理。网传“动用军用直升机在新街口航拍灯光秀”不属实。此外,当晚邓煌与朋友至金陵饭店观看灯光广告,获赠蛋糕、饮料并进行合影。网传“在金陵饭店豪华包间组织生日聚会”不属实。

回应还表示,邓煌未经批准参与商业活动,违反单位有关管理规定,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少数网民在网上编造散布“邓煌与南京市某领导有不正当关系、该领导出资为其筹办600万灯光秀庆生”等谣言,南京警方已对造谣诽谤者进行依法查处。

编辑:艾峥

14 11月

港媒析裂变中的台湾政局:2020将成“分水岭”

原标题:港媒析裂变中的台湾政局:2020将成“分水岭”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20日,香港中评社发表社评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进入选举社会后,已经进行了两次政党轮替。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是两次政党轮替后首次选举,由于这次选举结果直接关系2020年选举布局,影响未来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将会促进台湾政治格局发生裂变,引起台湾政局解构性、颠覆性变化。

以下为社评内容摘要:

选举结果对国民两党都至关重要

国民两党从年初就开始对选战陆续布局,目前选战已完全进入白炽化状态,不仅政党资源倾巢出动,“奥步”层出不穷,而且参选人早已短兵相接,拳脚相加。因为双方都清楚,这是一场关系生死的选举。

从国民党方面看,赢了选举才有在2020年重新执政的机会,输了不仅2020无望,在民进党的高压追杀下如何存活都会成为首选问题。从民进党方面看,赢了选举,延续政权将“高枕无忧”,坐实执政的正当性,坚定了推行既定政策的信心。因此,年底选举似是“地方”选举,实是直接关联2020选举,是国民两党对决多年的终极之战,胜选的一方将提前占据冲击2020年选举有利位置。

2020年是台湾政局结构变化的“分水岭”

年底选举结束后,各政党随即进入盘整,检视选举得失,以期出发向2020年进军。虽说距2020年还有一年多时间,但由于2020年选举的重要性,使得初战就是决战,不排除初战双方就祭出“杀手锏”,陷入胶着状态。由于年底选举是2020年选举的“布局战”,会使2020的结果提前露出端倪,对决的过程只不过是验证此次选举结果罢了。

若民进党政权在2020年得以延续,基于现有政治立场,两岸关系岂能有好转?形势定会更加严峻,对抗会更加激烈。那时的国民党在民进党面前更显得手无缚鸡之力,其他政党焉能制约民进党?所谓的以蓝绿颜色划分的标准早已烟飞云散,既有政治格局完全裂变解构。这一年无异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的又一大“分水岭”。

选民期待“北柯韩国”打破蓝绿藩篱

柯文哲这个自称“墨绿”的“政治素人”,从他参选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台湾政坛掀起一阵旋风,成为不同于国民两党的另类人物。没有政党包袱,口无遮挡,行事怪异,常常给人出奇而滑稽的印象,可就这么一个人民进党与其分手后,却创造了愈打愈高的民调。

其实细想起来,并不是柯文哲本事大,而是由于国民党的无能,民进党失政造成的。在台湾现有选举制度下,其实民众早已厌倦了这种蓝绿对抗的政治生态,盼望一股政治清风徐吹台湾政坛,带给选民希望与期待,柯文哲的出现只不过适逢了民众期待而已。同时,被王世坚称为“光头柯文哲”的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同样受到民众的青睐和支持,民调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让民进党的参选人陈其迈备感威胁,急得民进党大佬们屡在高雄下“指导棋”,担心被“光头柯文哲”侵门踏户,翻转了选情。其实选民都清楚,虽然韩国瑜的民调涨势不少,但与国民党中央毫无相干,完全是韩国瑜不穿西服、皮鞋,行事接地气的非传统国民党的个人魅力所致。在“北柯韩国”的旋风带动下,民众正逐步觉醒,是非标准也正由蓝绿向黑白转向。以“北柯韩国”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能否冲破打破蓝绿的藩篱,民众都在试目以待。若能在2020年打破蓝绿魔咒,可能带领台湾政局颠覆性的裂变。

国民党处在“生死边缘”

谈论台湾选举绝对要谈国民党,因为台湾政局发展到今天境地,完全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到蒋经国逝世的这段时间,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处于绝对位置;1988至1999年间,虽然李登辉以国民党之名执政,但做的却是放纵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导致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政权,让民进党实现首次执政,这不能不说国民党自断绝路。2014年的那一场选举,民进党操作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使马当局在“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一片抗议声中黯然退场,让国民党连底裤都输得精光,直接导致在2016年选举中将政权拱手送给民进党。此后国民党虽然在高喊反省,呼吁团结,其实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内斗从未停止,就在这次选举中还有部分县市出现分裂,这无疑让雪上加霜的国民党的选情显得更为艰困。

仔细算来,国民党占据的八席县市中,如果去掉几席无党籍的执政县市,国民党手中还有什么资本可言?此次选举看似国民党的选情有所回升,其实这都是拜民进党执政不力所赐,并不是国民党有所回头,因此从本质上讲国民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还有什么内斗的本钱?在此情势下国民党若不再不奋自蹄,无异于是自绝退路。因此,年底一战就是国民党的生死战,赢可活,败则退出台湾政坛,走向消亡。

两岸关系可能持续动荡

历史上两岸曾发生过包括“金门炮战”在内的多次台海危机,相信民众对1996年发生的台海危机记忆犹新,那是大陆表示抗议李登辉在美国康乃大学所演发表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以及对“台独”势力的一次严厉警告。陈水扁执政后虽然也曾想推行“台独”,但在选民的遣责反对声中,也在发出“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感慨中,锒铛入狱。

民进党二次执政后,在两岸关系上既不认真做“答卷”,也不回应民众期待,反而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企图掩耳盗铃蒙混过关。这种小伎俩被民众看破后,干脆在日前的“双十谈话”中,撕下伪装外衣让这些见不得人的言论,堂而皇之地走上“庙堂”,这无疑是对两岸关系的最大伤害,无助两岸和平发展。其实,翻开民进党党纲和多个决议文,以及一贯的政治立场,也就对民进党在两岸上如此言行不足为奇了。如果民进党在不调整既有两岸立场情况下,赢得2020年的选举,两岸关系肯定还是无法调和,两岸还会持续陷入对抗动荡。

美国再次嚣张介入台海助燃了“台独”气焰

美国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从建国的那天起,就把喜欢过问他国内政作为对外政策。

当然,美国对台海问题的介入也由来已久。自从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湾后,就持续对台当局援助,后为强化与台湾关系,还出台了包括“与台湾关系”、“对台六项保证”在内的各类法案。日前特朗普政府又先后出台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旅行法”,罔顾民众反对,一味对台军售,挑起与大陆贸易战,不惜亲自为台湾“外交”站台发声,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一系列的错误言行,无疑给台当局传递了错误的信号,错让台当局误判形势,燃起了民进党与大陆对抗气焰,让其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对此,必须给予以严肃的对待。

13 11月

树立行业榜样提升厨师地位 2018年最美厨师、金厨奖今日揭晓

原标题:树立行业榜样提升厨师地位 2018年最美厨师、金厨奖今日揭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宜昌10月20日讯  今日,第28届中国厨师节重点活动之一,2018年最美厨师、金厨奖表彰大会在宜昌举行。经各地行业协会推荐,中国烹任协会集中评审,万都和、刘孝田、刘晟、宋军、赵跃军、徐国庆、黄欣、戚双喜、裴广成、薛建波等10人获得2018年度“最美厨师”荣誉称号,有马文义等10人获得最美厨师入围提名。另有396名注册烹饪大师获得金厨奖称号。 “最美厨师”获得者亮相2018年中国厨师节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示,当前中国餐饮市场正在经历结构调整,餐饮行业持续平稳较快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2018年1-9月,全国餐饮收入29763亿元,同比增长9.8%;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6693亿元,同比增长7.0%。 姜俊贤指出,餐饮行业在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从业者的辛勤付出。厨师是烹饪文化的传承者,是匠心美食的创造者,也是美食灵魂的赋予者,在为满足人民群众对营养健康美食追求道路上挥洒汗水,苦心钻研。对过去一年在餐饮行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从业者进行表彰,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彰显烹饪大师对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做出重要作用,提升烹饪厨师的社会地位,提高行业影响力 据悉,为展现全国餐饮行业从业人员道德风貌,树立行业德艺双馨典范,引领行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2015年开始,中国烹任协会每年向全国征集“中国最美厨师”事迹并进行表彰,在全社会及行业引起积极反响。

12 11月

李克强向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致贺信

原标题:李克强向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10月20日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贺信。

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为提升双边关系、推动中欧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携手打造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开创了中国同欧洲国家合作的新途径。多年来,“16+1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普惠均衡、互利共赢的原则,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给17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赋予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促进了中国同欧盟关系与合作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地方合作特色鲜明,生命力旺盛,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有力支撑,也是“16+1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地方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各方努力挖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优势互补的潜能,创新合作思路,在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农业、旅游、科技、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16+1合作”长远发展和中欧共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贡献力量。

12 11月

柯文哲谈美学:台湾女性不化妆 直接上街吓人

原标题:又失言? 柯文哲谈美学:台湾女性不化妆,直接上街吓人

[环球网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大嘴”风格,在岛内已众所周知。20日下午,柯文哲在主持一个青年创业论坛时,谈及“美学”问题,他称,“美学是一种坚持,举例来说,日本美学比较漂亮,因为她们都化妆好才出门,不像台湾女性同胞,直接上街吓人”……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柯文哲在论坛上做演讲,谈到美学,似乎“格外有见地”,他说,广义的美学,不仅是一种坚持,也是一种责任,什么是坚持?“就是一定要很好看”。

柯文哲顺便举了一个例子,还自嘲“在这里跟女性同胞讲这个(美学),实在是不好意思”,但他表示,当自己去了日本,就觉得日本女孩子比较漂亮,因为她们都会化妆好才出门,“不像台湾女性同胞,直接上街吓人”。

这时,台下哄堂大笑,柯文哲则一笑带过:“你看,要失言了”。

对于美学,柯文哲继续说,之前自己并不注重美学,但现在开始以市长的角度去看待,因为他如果重视美学,台北的文化水准就会下降,就像公共住宅以前都是盖得好、能住人就好,而他任内完工的健康、兴隆公宅看起来就比较漂亮。

对于柯文哲此番关于美学的表述,反把台湾女性扯进去。有网友表示不解,称“不管怎么说,还是有点伤人”“太实诚,会引发反弹”,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理解,因为“是直言”“他一贯风格就如此,或许有口无心”。


11 11月

日媒:安倍访华期间中日或将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原标题:日媒:安倍访华期间中日或将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在即,日媒披露此访的更多细节。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10月20日报道,安倍首相访华之际,中日两国政府或将重启人民币与日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甚至预计将可达到3兆日元(约合人民币1800万亿元)。
据参考消息10月14日援引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安倍首相访华期间,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庆典,还将出席两国企业交换合作备忘录的经济论坛。在首脑会谈当中,双方将就两国相关部委联合举行“技术革新对话”、更好地在AI等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等事项达成共识。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于2013年9月失效,此次双方将确认重启双方货币的融通协议磋商。
据环球网报道,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始自2002年3月,然而日本民主党执政末期中日关系急速恶化,2013年9月协议到期后双方就没有复效。失效前两国货币互换的融通上限约3300亿日元。
今年五月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时就曾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指出,中方将同日方商签本币互换协议,并宣布给予日方合格境外投资(RQFII)额度。
对此,中国政府网此前援引日媒评论称,作为金融合作的基础,中国给予日本RQFII额度,中日货币互换协议重启,将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这意味着中方将使中日经济关系正常化至与欧美一样的水平。”
NHK报道称,安倍访华期间,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共识后,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将展开有关签署协议的具体磋商。
该报道称,若中日“货币互换协议”重启,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在遇到因结算系统出问题而导致人民币不足等情况时,可以直接通过日本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得到人民币,发挥了安全保障的作用。
日本共同社早在今年8月21日便报道称,日本和中国正在协商重启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规模约3万亿日元。

10 11月

70后国家电网副总经理杨晋柏调离 任职刚满一年

杨晋柏 资料图杨晋柏 资料图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官网“公司领导”一栏更新后显示,原任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的杨晋柏信息已经撤下,透露其已卸任。

另据《国家电网报》报道,2018年10月16日下午,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主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通报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免去杨晋柏同志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职务(另有任用)的相关决定。上述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办理。

公开简历显示,杨晋柏,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杨晋柏历任中国南方电网电力调度通信中心总工程师、副主任、党委委员,贵州电网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贵州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策划部主任,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至晚于2017年9月7日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任职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0 11月

银保监会:推动金融市场回归正常健康发展轨道

原标题:银保监会:推动金融市场回归正常健康发展轨道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1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郭树清说,近日我国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较大幅度异常波动,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严重脱节,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稳健状况不相符合。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全可控。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采取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稳”要求,推动金融市场回归到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近期按照“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相关要求,银保监会制定了《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现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还将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在质押品触及止损线时,质权人应当综合评估出质人实际风险和未来发展前景等因素,采取恰当方式稳妥处理。(记者欧阳洁、曲哲涵)

09 11月

金融开放加速度:新一轮金融开放力度超出此前外界预期

(本文原标题:《金融开放加速度》)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力度,超出此前外界预期。
文| 聂欧王丽娟
本文转载自《财经国家周刊》,标题为《金融开放加速度》,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正在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公开宣示,这半年多来中国大幅放宽了金融业的外资市场准入。
在已经公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幅放宽外资在银、证、保领域的持股限制,包括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且三年后不再设限等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说。
李克强总理在出席2018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大幅放宽了包括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内的外资市场准入,“这是中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未来几年,我们要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
1
以外促内
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其中金融开放是重头戏之一。
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负责人表示,深化金融对外开放有助于优化市场经营环境,为中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期间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需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优化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与中资机构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
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超过25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五年间资产规模增长了88.6%,同时各项监管指标都位居前列。在全球十大系统性重要银行中,中资银行占四席。保险业按保费收入亦已居全球第二。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总市值均跻身全球前三甲,整个资本市场的结构、广度、深度和发达国家趋同。移动支付等诸多金融创新则领先全球。
“早年,汇丰、花旗等外资的进入,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诸多益处,从经营管理、产品创新、市场推广等各方面都有体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说,一些城商行在引入外资的战略投资后,经营水平也很快上了一个台阶。也正是因此,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发行主体不断扩大,投资主体更加丰富。这也表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升上。2018年3月,彭博宣布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和政策性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中国债券纳入指数将从2019年4月开始。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指数。
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金融开放是相当正确的决策。”持续开放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金融业正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
银保监会国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经济生活中“脱实向虚”的风险苗头不容小觑,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开放强有力的支撑。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更好地挖掘外资机构的特色金融服务,实现“以外促内”,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有较大空间。央行行长易纲今年5月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截至2017年底,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资产仅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3%,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2.3%,而境外投资者在银行间债券投资占比仅1.8%,这些开放程度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朱隽也说,除外资银行资产、保险业外资占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证券领域也需持续吸引外资进入。还能继续加以改进的,是对开放过程中的会计、审计、税收、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完善和提升。
“当然效果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向松祚预计,但“三五年内会有重大改变”。
2
超出预期
中资金融机构,已经随着新一轮金融开放调整策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说,放开外资持股比例后,中央汇金正在做适应性的调整,这包括市场化退出部分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推动部分证券公司重组整合等等。
这轮金融开放的进度,超出此前外界预期:
首先,市场准入的开放步伐加大。不仅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大领域,也有评级、征信、支付以及其他小领域,涵盖了金融市场准入、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个主要方面。
目前我国已给予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外商投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国民待遇。
评级领域,外资评级机构在境内展业已不存在法律和政策障碍,央行已发布公告允许其进入银行间市场开展评级业务。征信领域,央行已对外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银行卡清算领域,央行放开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一些国际机构对此兴趣浓厚,正在与监管部门积极沟通。
其次,放宽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设立形式的限制、地域限制和业务范围限制,走向全牌照、全股比的开放。目前对合资银行已经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保险业、证券业三年后也将放开股比限制。
第三,落地速度非常快。央行今年4月宣布的11条金融业开放措施中,目前已经落实大半,剩余部分在法律法规修改完成后也将渐次落地,年内预计都能够实现。
“在政策层面上,外资的限制障碍已然不多。”向松祚认为,关键还在于具体实施,怎么把好的政策落地下去。但“加速”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过程。朱隽说,“这背后是大量的思考和准备过程。”
金融开放不仅事关国内金融稳定,关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也关乎国际金融的整体格局。这一轮金融开放,不仅有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内部需求,也有外部推动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当前我国与美国、欧盟商谈的国际协定均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制定,对金融业开放、业务开放和市场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放又是一个没有既定答案的探索,其顺序、进度、尺度等仍须反复考量、熟思慎处。
早在2010年,金融开放就列入了央行的研究工作中。2017年7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作出明确部署。在此基础上,进入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一方面是研究准备,一方面是持续性的探路,包括了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等。
“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有时甚至是逼出来的。”朱隽说,市场上有各种条件论、顺序论,但即使依此设计了改革,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产生出意料之外的结果。一个例证是各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同样的开放顺序在不同国家有成功也有失败。既然没有一条既定的路,那么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不拘泥于计划和模型、适时适度推进各项改革,成熟一项、开放一项。
3
双轮驱动
“引进来固然重要,但应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屠光绍说。
“引进来”还会影响到“走出去”。“通过主动推动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为我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周景彤说,国外发达经济体对外资金融机构很少设有数量化的准入限制,由于部分国家因其机构在华受到限制,而对中资机构准入采取严格对等措施,使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发展受到影响。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张立钧提出,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体系规模全球前列,中资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和全球接轨,在迎接外资进来的同时学到更多国际管理理念、监管经验,让中资机构更“强”。最终目标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本身也意味着更为安全。
相对于引进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之路更道阻且长。当前,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网络化布局已具备一定基础。
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38家一级机构,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眼下,中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正加速“一带一路”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对接金融服务。中资投行也在加快海外布局,以IPO、海外并购等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
但整体来看,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覆盖面有限,产品较单一。周景彤认为,相对引进来的步伐,走出去更为艰难。
即便是政策性银行走出去也不轻松。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告诉记者,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空前复杂,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使得该行占比较大的境外业务面临较大风险。
“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审慎考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胡晓炼解释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宏观经济政策等均存在差异,对部分国家的债务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也要高度警惕。
受访人士认为,要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动,首先需要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规划。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大目标统筹协调。
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机制,促进两者良性互动。
此外,还须创新有效的方式,能同时对引进来和走出去起到双向促进作用。例如去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设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中投想通过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探索在部分地区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对接。”屠光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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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走出去
朱隽表示,走出去确实还应加码,“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方面,应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服务等。还要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连接全球机构投资者,提供各种专业的项目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
金融机构自身也需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明确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内部管理和业务创新,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更要加强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沟通与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向松祚建议,不应再拘泥于传统领域、传统模式。除中投的双边基金外,BAT等一些金融科技企业也走出了自身的国际化之路,值得借鉴。“不妨让国资、民资以及传统金融、新金融机构各自做些尝试,或许能打破瓶颈。”向松祚说。
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说,相比传统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的国际化走得更灵活、落地更迅速。具体的国际化路径,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直营模式”,直接在目标市场设立分支机构,耕耘新的市场;二是“合资模式”,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各取所需,以新设合资公司的方式一起打造业务;三是“财务投资+能力输出”,将国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输出到其他地区,投资当地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和团队。
宜信第一步是选择了第三种相对轻型的模式,经过五年的经验积累之后,才开始尝试第一种较为厚重的模式,在目标市场开启本地化服务。
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也给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与监管协调,防止因监管差异形成套利空间,就成了必然。
近年来,央行加强了对外金融合作,高度重视国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目前,央行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突尼斯设有代表处,在巴巴多斯设有驻加勒比开发银行联络处,与总行国际司共同构成一个24小时运转的工作网络,有效推进了国际交流和合作。
央行海外代表处充分发挥贴近当地市场的资源和信息优势,密切监测、跟踪和分析金融市场变化,主动开展了各种前瞻性、专题性研究,应对风云万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同时,也将鲜活信息报回国内,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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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新挑战
金融开放伴随着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以及各类金融创新,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金融开放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易纲曾公开表示,“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起到促改革、促发展这样的好的作用。”
开放的本质是给予外资平等待遇。当前我国推出的金融开放措施,是为了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激发外资参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活力。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尽管外资银行竞争力相对下降有其客观原因,但国内银行业确实也存在制约外资发挥业务优势的制度因素。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部分外资机构收缩了海外业务,撤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新兴市场。这是由于盈利能力下降、监管趋严和跨境经营成本上升等众多因素。“水土不服”也加速了外资机构的撤出速度,比如部分外资机构直接照搬成熟市场经验。
监管和制度环境也是制约其在中国发展的因素之一。朱隽举例说,在本轮金融业开放之前,金融多个细分领域存在此类问题。比如银行业,外资很难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证券业方面,外资只能以合资证券公司形式参与国内市场,合资证券公司也只能从事承销、外资股经纪业务和债券经纪业务等一小部分业务;保险业方面,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为50%,过于均衡的股权结构下,外方的管理优势很难体现。
未来金融业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扫清了外资机构在华的监管和制度制约。同时,外资机构依然需要和内资机构一样,获取相关牌照和资质,并非“超国民待遇”。
打开大门让外资机构进来,如何避免泥沙俱下?向松祚在近期与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沟通时发现,“摘果子”甚至“赚一笔就走”的心态确实存在。
朱景彤认为,外资在新一轮开放中并不能“随心所欲”。中资金融机构已出现明显分化,外资很难控股大型中资机构;中小型机构自身发展普遍受限,引入外资未必能快速提升经营能力,外资方也未必能快速获利。
具体的监管政策也有需要调整应对之处。比如有的外资已经表现出对入股城商行、农商行的兴趣,后者此前受到诸多政策限制无法跨区域展业,外资注入后改为股份制银行,则有可能突破本地化经营的政策限制,造成对境内存款的“虹吸效应”。
扩大开放、负面清单模式下,朱隽认为,监管部门需要把更多监管资源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动态的、全流程的监督与管理,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剔除风险,提升监管有效性。这要求监管机构对现行监管框架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更高的监管标准,建立更加严密的监管框架,真正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要求来更新完善现有的监管体系。
延伸阅读:
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立体布局
越来越多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已初步形成服务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人需求三个层次的立体体系。
文 | 王丽娟
本文转载自《财经国家周刊》,标题为《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立体布局》,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十九大报告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描述。开放,一定是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状态。尤其对于金融业而言,开放的内涵更丰富,外资引进来和中资走出去将并重。
在走出去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全球网络化布局已经初见成果。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8家一级机构,几乎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同时,中资投行也在加快海外布局步伐,通过IPO、海外并购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
如果从服务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来看,除了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走出去之外,还包括中投公司这一主权财富基金,以及愈来愈多的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国门,已初步形成从国家投资需求到企业金融服务再到个人财富管理三个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尤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金融机构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布局,走出去的速度和广度在不断加速和拓宽。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再次盘点中资机构走出去成绩的同时,亦不可忽略走出去仍面临着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境外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仍有欠缺;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不对等的情况仍然存在。
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下一步,央行将多措并举,加快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一方面,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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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主体,三个维度
金融业向外发展也是一种开放过程,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金融业国际化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
朱隽表示,目前,中资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正在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进行金融服务对接。
最初,主要是中资银行随着中资企业出海,将海外融资和贸易结算带出国门。近两年,随着全球资产配置需求的提升和金融创新升级的驱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已不止停留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层面,而是有了更广泛的维度。
梳理来看,中国金融业向外发展的维度主要基于三种需求而生:一是基于国家外汇多元化投资的需求;二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三是伴随中国出境人次不断增加而扩大的跨境支付等个人金融服务需求。
基于此,当前形成了三类金融主体的出海浪潮,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多双边基金;传统的中资金融机构加速铺设境外分支机构;新型金融科技机构随着个人金融业务海外需求的骤增而开展海外业务。
由此,这三大主体形成了内容、形式、产品各异的走出去路径,但都成为了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提供立体化金融服务的中坚力量。
首先,以中投为例,从最初承载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变革重任,中投自2007年成立之日起就瞄准国际金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开放的特殊代表。经过十年发展,中投已经摸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境外投资管理流程与运营体系,机构投资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其境外投资业务分为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两个部分,包括股票债券、对冲基金、房地产以及一些另外投资,也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从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来看,中资金融机构的队伍日渐庞大。以中资银行中全球化、综合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为例,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覆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基金、租赁等多个领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再者,近几年中国金融科技力量崛起,已然逐渐领先全球,激发了一批新金融企业的出海热潮。也正是基于这一优势,支付宝等支付企业加速了全球布局,一些有较高赋能的金融科技企业也更是以投资为引擎逐步布局海外市场。
其中,作为中国最早崛起的新金融代表,宜信以服务华人资产全球化配置为抓手走出去,业务范围逐步覆盖了私募股权、对冲基金、房地产基金投资、家族办公室等全球资产配置业务。
如果以宜人贷上市为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宜信的出海之路已长达数年,如今已在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美国、欧洲等地展业,且2016年和2017年分别在纽约、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之地开设了分支机构。按照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的说法,宜信在境外还成立了针对金融科技的产业投资基金,以投资者的身份寻找境外具备竞争力企业的同时,也将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能力、经验、教训进行了一种有效输出。
由此,在中国金融业多年来强调“引进来”的浪潮中,新金融的发展为“走出去”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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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设点到立体化布局
更进一步的,从国家到机构再到个人需求,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网络逐渐立体化,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海外市场的机遇期。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告诉记者,中国国力正从“大”到“强”,中国须在全球不同产业、不同区域进行资产配置,其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不可或缺。
这种投资显然不只局限在国家层面,中资企业和普通投资者都有分享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红利的需求。尤其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及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各类金融机构都能够快速在其中寻找到机遇。
今年年初,浦发银行伦敦分行开业。该分行行长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资银行逐步提高国际化步伐、加快海外网点布局的主因,是中国的客户已经走向世界。从资产结构来说,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所以金融机构的服务必须要延伸,跟上企业、居民的步伐。
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资企业与外界的合作不再局限于贸易,对外投资规模骤增,就更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国际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当然,需要如此国际化、全方位金融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企业——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高净值人群财富快速积累,全球资产配置时代已然来临。
唐宁认为,未来中国的财富管理将是以资产配置为核心逻辑的,它可以用自上而下的一套方法论来帮助投资人,而这正是向人们普及财富管理理念、提升机构金融服务能力的一大抓手。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市场前瞻和调研,宜信从2013年开始发展海外业务。
“例如美国的投资者,即使其所投美国企业中已有不少全球化企业,但仍然会将自己近1/4的资产组合配置到美国之外的地区,这是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但在中国,这一比例仅约4%、5%的水平,因而中国居民跨地域、跨国别的金融需求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将成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爆发性动力。”唐宁表示。
可以说,当眼下的走出去还主要限于国家、企业层面时,居民层面的走出去或将成为下一个爆发点。
“谁抓住这一机遇,谁就可能抢跑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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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稳”和“走得好”
当然,眼下要直面的一个问题是,金融机构走出去且“走得好”并不容易,一定程度上还颇受各种因素制约。
朱隽认为,以银行业为例,中资银行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市场布局,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境外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仍有欠缺,一些海外分支机构也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在提供多币种现金管理等综合性、创新性业务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业务模式相对固化,部分金融服务仍存在供需不匹配等问题。此外,尽管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但在业务模式、治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对此,朱隽介绍,在“一带一路”峰会期间,原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网络化布局”。“网络化布局”正是人民银行为了推动当前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而做出的思考。例如,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量不断增加、配套的金融服务也需不断提升。这些金融服务不能只靠政府或财政支持,而是需要撬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朱隽提出,“网络化布局”首先要完善海外布局设置,拓宽经营覆盖,不能只专注于发达经济体。其次,要加强中资金融机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既包括银团贷款、联合融资等商业性合作,也可以加强信息、政策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第三,中方和外方的监管当局也要进行信息和监管合作,力争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的准入和竞争环境。
“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扩张诉求越来越强烈,央行驻外机构的发挥空间也因此越来越大。”朱隽表示,央行驻外机构通常会协助中资金融机构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了解其难题和诉求,再由央行尝试与当地监管机构协调解决。
“我们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开展投资。”唐宁介绍,除去向以色列、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的地区“要经验、要产品、要人才”,宜信还将金融科技投资拓展至东南亚。而当地相对落后的传统金融服务和日渐增长的新型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正是宜信推广“中国式普惠金融”的用武之地。
在与境外金融机构合作与借力上,屠光绍向记者详细介绍了2017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成立的“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表示接下来将通过合作来化解贸易争端等外部事件影响,更好地帮助中投的直接投资业务、另类投资业务走出去。
同样,今年3月,宜信和欧洲老牌资管公司——东方汇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寻求在全球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解决方案、风险管理和防控等方面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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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挑战
除去自身短板外,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中资金融机构也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国际化挑战。
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认为,相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其他一些国家的金融开放条件并不对等,也导致了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缓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国家是支持金融业走出去的,但真正在境外落地并不容易。”
当然,有市场、有空间就有动力,中资金融机构亟待提升直面挑战的能力。
屠光绍指出,党的十九大以后,金融开放又有了重大进展,金融服务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走出去”需做到“三个覆盖”:
第一,区域覆盖。“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布局,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金融服务覆盖还明显不足,有很多真空带和薄弱点,尤其新兴市场地区。
第二,领域覆盖。过去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品走出去,得到了一定的金融服务,但现在随着对外投资并购的增多,这些领域为金融服务的对外拓展提供了不少空间。
第三,企业需求覆盖。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有了新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业态,但金融服务很欠缺。想要更好地实现全覆盖,金融机构就必须从提升服务能力切入,提供更全面和更适应新形势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唐宁举了一个实际案例——宜信新近成立了海外财富管理部,服务于海外的高净值人群的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从语言上、文化上,我们与这些人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同时又是撬动海外市场一个比较好的支点。”
“当然,机构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才国际化。”唐宁认为,金融机构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须不断加强与国外机构的沟通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跨文化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朱隽向本刊记者指出,下一步,政府和监管机构将致力于消除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的政策制约和监管障碍,更好地发挥引导作用。“我们将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同时,利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和交流,减少‘走出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同“引进来”不可操之过急一样,“走出去”亦是一个漫长且需要稳扎稳打的过程,道阻且长但收益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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